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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战略的统计规律:一个预测的基础

作者David Singer(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  摘自:《中国在线

 

  在《未来战争》(1899)一书中,Ivan Bloch创造出一个令人惊叹的量化的战争史-关于战争的打法-不是历史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他相信量化的历史可以作为预测未来战争的基础。Bloch 和Neuatadt和May (1986)都希望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纪录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但是都不成功。Bloch 的经验揭示了用历史预测未来的困难度。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他作了三项重要的预测。第一是,军事科技的演进将使相对弱小的一方足以防御强大一方的攻击。他预测,机关枪的发展能让躲在壕沟内的每个士兵在每秒钟射出大量子弹,造成入侵者极大的伤害。这个预测不幸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大特征,就是同盟国和轴心国一连串无效的攻防战。数万士兵付出生命,却无法突破双方的防线。Bloch 在马恩战役、索末战役和夏特提尔利战役的二十年前就写好了剧本。
  他的第二个预测是也几乎完全正确。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或防御的财政成本都会高得难以置信。这确是实情。但他的第三个预测却完全错误。他认为,由于成本过高和难以取胜,当欧洲的政治精英认识到成本效益的问题之后,会寻求比较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国与国冲突。为什么他会错得这么离谱?一个解释是,作为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他假设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都是理性的。这虽然有部份真理,但事情却复杂得多。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历史学到什么其它教训呢?
  想从国际史寻求教训的人并没有坚实的、可以作为出发点的前例可寻。虽然早远有Buckle、Condocert 和Bagehot 等人想把科学方法和历史结合为一,晚近一点的还有Bloch (1899)、Richardson(1939)和Wright(1942),但既没有什么可信的著作,也没有形成可以用科学方法处理历史的共识-不管是政治史、外交史还是军事史。相反的,主流传统是「搜索枯肠的历史」(Hoffman 1965),去研究某些可以揭示问题的案例,或者去支持既有的关联性。虽然有上述这些先行者,多数政治学家依然一方面遵循Santayana 的说法(不去学习历史教训的人必定会重复犯错),一方面又把历史当成「一件又一件可恶的事实」。
  即使如此,多数人仍然认为,历史是帮助我们理解和避免导致战争过程的最有效来源。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是那么完全,因为还有其它提供洞察力的来源。第一,有许多情验情境可以用来模拟国际冲突,我们也不该忘记,过去的国际体系也只是现在和未来国际体系的模拟。经济市场、劳资关系、前工业社会体系、动物社会、都市生活、交通阻塞、大型组织、银河、气象结构等等,都是可以模拟的来源。
  第二是社会科学实验。在适度控制的环境下,其中的个人和团体会像国家、派系、政府官员、外交官等一样行为。虽然近年来只是用来教学,但这些社会心理实验对理决策过程和态度形成相当有益。
  第三是计算机仿真,当它以完整的经验通则为基础时,它的价值特别大。即使经验通则不够完全,这类仿真也可以有力地展示逻辑一致性,提供丰富的假设和洞察的来源。第四是形式模型,以博奕理论的抽象架构为基础。虽然它和人类真实活动的复杂性相去甚远,模型还是可以用来测试推论的逻辑,提供独树一格的灵感和假设。另外还有其它方法,但本文旨在讨论「从历史学习教训」的前景。
 
  一些基本的衡量标准
  选择用历史来获得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知识,不只是求助于「历史」本身。如果没有历史这个学科和杰出的研究者,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历史学家汲取经验素材,评人论事,对模糊的、争议的事实抽丝剥茧。他们还提供丰富而多样的诠释,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加工原料。然而,除了少数例外,他们通常不愿作通则化(generalization)的工作,而宁愿细致的分析一个事件、一个时代或一个场景。
  首先要界定时空背景,再检视该时空背景中的所有相关案例。第三,严格地比较各种案例和状况,找出与手头上的个案最相近的例子。譬如说,当美国国务卿Dean Rusk 宣称「慕尼黑的教训」可以适用在一九六七年中南半岛的冲突时,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一般民众应该问下列的问题:「这两个案例在哪些面向上相似?有多相似?在哪些面向上不同?有多不同?在维也纳会议后,有多少这类型的案例?每一个案例采取了哪些政策?哪些案例转变到哪些方向?简单地说,国务卿先生,除了你告诉我们的案例之外,也请告诉我们关于法休达、阿加迪尔、康士坦丁堡和萨拉耶佛的案例」。当然,Rusk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常常耽溺于以历史来证明其理论」(Acton 1909)的外交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军事准备:在哪些情况下,不同层次的军事准备最能够加强国家安全?对于过度武装和过少武装的国家来说,情况会更复杂吗?更具体地说,过度武装会不会和过少武装一样危害到自身的安全吗?很明显,没有哪两个情况会完全相同,但也没有哪两个情况会完全不同。国家不同,但所有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军事战略不同,但都是基于极为类似的前提。历史会变迁,但也有高度的延续性。因此,虽然时间、地点和情况都会改变,望文生义地解释历史也有危险,但是,不把历史纪录当成政策指导是更不负责的作法。

  其余部分见:

  http://www.cn1n.com/news/mil/NSD/2006/1111/15475976464_2.htm

  http://www.cn1n.com/news/mil/NSD/2006/1111/15475976464_3.htm

  http://www.cn1n.com/news/mil/NSD/2006/1111/15475976464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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