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旨在发掘决定和影响竞争力强弱的诸因素，进而揭示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机制，探索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竞争力理论基础的探讨，涉及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区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覆盖面较广，但对某些理论的支持性和解释性争议较大。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可以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被视为分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和国际贸易赖以存在的前提。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基于技术效率的外生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优势，再到杨小楷的内外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由外生到内生、再到内外生并重，由单因素向多因素的发展过程，由过去的单一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14]。因此说，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指本国或本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所独具的优势资源与有利条件，不仅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基础要素，还包括先进技术、智力资源、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由区位条件、市场化、法制化和政府效能等决定的较高的交易效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形成竞争力，而上述比较优势条件均可成为形成区域竞争力的要素。
（二）竞争优势理论。
由波特创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对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影响颇深，被很多学者如王秉安[15]、林本初[16]、何添锦[17]等视为区域竞争力的理论基石。波特认为，产业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生产率的直接体现，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及机会、政府六要素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产业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这就是著名的“国家竞争力钻石体系”。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各个要素发挥作用时，是一个动态系统性机制的变化。国内竞争压力和地理集中使得整个
“钻石”构架成为一个系统。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而地理集中将使四个基本因素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在该体系中，波特推崇技术劳动力、科技基础等后天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而对资源禀赋等基础要素对竞争力的影响持消极态度，并且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往往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国内需求特质的重要性远胜于可观的市场规模，挑剔的本国顾客迫使企业不断创新，而其价值观的全球化又可以预示和引领国际市场需求趋势；相关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密切合作、互动，可以促进创新与升级，降低成本，具有相互受益和自我强化的效果；企业战略和管理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能汇集特定国家具有优势的符合民族特性的管理实物和组织模式，而激烈的国内竞争形成企业创新和改善的压力，利于竞争优势持续升级；机会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转瞬即逝，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利用；此外，对于政府而言，着眼于短期成本利益的产业协助和完全自由放任都是不可取的，适当的角色应该是“鼓励改变、促进国内市场竞争与刺激创新”[18]。
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宏观分析逻辑不同，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微观行为角度解释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启发人们从钻石体系六要素入手探索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途径和对策，特别是在资源禀赋和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劣势条件下，仍可通过技术创新、企业竞合、有效政府等因素的改善获得竞争优势地位。
目前，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依据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对比较优势的重大突破，而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的解释性较弱。如赵修卫认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两个基本组成，比较优势的主要贡献是造成某种差异性，如资源成本方面的差异，形成特色产品等，从而能在竞争中获得差别利益，而竞争优势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生能力，特别是创新力，其在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相对于比较优势更重要[19]。甚至有文献直接否认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意义，认为比较优势并不足以形成优势和竞争力，“而且对竞争潜力重视不够”[20]；“对一个地区来说比较优势是易稍纵即逝的，而竞争优势是相对长期存在的[21]”。然而，也有学者坚持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持久竞争优势。如林毅夫指出，“国家或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22]这就是说，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形成首先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继哈罗德-多马模式、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式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其主要贡献在于引入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及边际收益递增假定，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系统自身的推动，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人力资本积累、溢出和研发投资之果。基于对决定内生增长的因素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包含了多种模式。如罗默的知识积累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增长模式、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增长模式及巴罗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式等。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表明从长期来看，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重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持续的较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政府对重大科研项目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创新理论。
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他将“创新”与“发明”“发现”区别开来，将其定义为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这种新组合具体包括：(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结构变化。此后创新理论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分支，内容涉及创新活动的内外联系与过程、创新的动力机制（技术推动与需求推动）、创新的类型（激进式与渐进式）、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制度创新及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等方方面面。
林本初[23]、樊新生[24]等学者将创新理论纳入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背景之中，指出创新理论使人们从更深层次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变竞争地位，新技术、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及新的法令规章等都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因素。当然，创新又离不开知识积累和对研发投资。
（五）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王秉安[25]、陈德宁[26]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的研究有直接贡献。区位论主要从原料、运输费用、劳动力、集聚力、成本因素、市场因素等方面探讨区域经济主体的发展条件，寻求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最优化。空间结构理论是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中的集聚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中寻求其最优组合与相对位置，并考察它们在相互作用中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规律。集聚经济理论涉及区域内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的组合及其在地理上集中与分散的经济合理性问题。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提出的，从对区域内丰富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角度，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安置与专业化主导产业相联系的各企业，该理论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区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地域生产综合体相近的一个概念是产业集群，指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为意图的在地理上的集中，是适应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环境而产生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弗农（Vernon）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之上的，由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空间布局规律，因此产生了区域经济技术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创新活动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及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主要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同时，反梯度推移理论又指出，相对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进国外领先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超越，然后向较高梯度地区进行反梯度推移。
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剖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区域产业布局与组织的一般规律，为区域竞争力研究建立了最一般的思维框架。但是，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地理和生产布局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区域竞争力研究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解释性较弱。
（六）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关系、交易费用、市场信息、契约安排等方面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激励经济主体的经营和创新，并且即使在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过程来加以解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指出，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用于降低交易成本、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风险与收益配置、确定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之间的联系，以及确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分配框架[27]。诺斯(D.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一个社会或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其基本功能在于创造秩序、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28]；他还特别强调制度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有效率，就需要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个人努力获得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并且这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常常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
理论和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的贡献在于，启发人们从特定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法制环境、企业治理结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等方面考察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机制，探索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谋求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此外，区域竞争力研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批判地吸收综合国力论、政府政策论、管理文化论、劳工组织论等一些非主流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借鉴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旨在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基础体系和分析研究框架。
四、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问题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区域竞争力测评。基于形成区域竞争力诸要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国内学者大都主张构建诸如“总目标——准则——分准则——指标”的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涌现出一些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反映出若干普遍性问题。
（一）国内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应该说，现有文献大多参考或援引了IMD早期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或是吸收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等理论思想，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机理与现实对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进行一定的删加、调整；指标选取力求定量为主、精简个数，以减少主观影响，提高简易性和可操作性；在评价方法上则广泛引入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多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等综合评价方法。
1、直接援引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
一些文献引用了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八准则结构，但指标数量相对较少。严于龙构建了包括地区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共8个准则、16个指标项的评价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竞争力测评、排序[29]；类似的还有樊新生、李小建的研究成果，其评价体系包括相同的8个准则，25个具体指标，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进行测评[30]；此外还有杨瑞艳[31]、甘健胜[32]等的研究，也采用同样的准则结构，只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有所不同。
2、对IMD早期评价体系结构的调整。
其他很多学者则依据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等相关理论，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和发展现实，对IMD早期的评价体系结构进行了调整，根据其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1）反映竞争优势思想的评价体系。这类研究成果体现了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区域内产业及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而资源禀赋不构成竞争力的硬性约束。开此类研究先河的当属王秉安及其同人[33]，他们认为IMD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政府、金融两要素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小，对竞争力影响不大，因此不予考虑，其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包括七个准则，产业、企业、涉外三准则为直接竞争力要素，经济综合实力、科技、基础设施、国民素质为间接竞争力要素；下设24个分准则，69个指标项。此后，王连月、韩立红[34]等人沿用了王秉安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但删掉了分准则层，削减了50%以上的指标，并采用AHP法为各项准则和指标赋权。然而，王秉安等人忽略政府和金融要素的研究思路，实际上犯了将国际化的区域竞争局限于一国内部的错误，并且即使在一国内部，地方政府效能和当地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也相去甚远。为此，很多学者对王秉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正。徐宏、李明[35]将地方政府的区域管理能力视为重要的竞争力要素，同时考虑国内工业化进程，指出自然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意义，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共同构成区域环境竞争力，其评价体系包括产业、企业、涉外三个直接要素，以及经济综合实力、区域管理、环境、科技、国民素质五个间接要素，共79个指标。左继宏、胡树华[36]则将企业、涉外两要素归入产业竞争力，强调地方政府和金融环境的重要性，并从增强区域吸引力的角度将居民生活水平也列为竞争力的形成因素，由此构建的评价体系包括产业、经济综合实力、科技、政府、金融、基础设施、国民素质和居民生活水平八个准则，下设23个分准则，64个指标。再有，肖红叶主编的《中国区域竞争力发展报告（1985-2004）》中的评价体系也属这一类，该体系强调产业因素的核心地位，将地方政府、金融、自然环境考虑其中，包括产业、企业管理、国际化、总体经济、政府、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科技和国民素质9个准则，31个分准则，119个指标，其中企业管理准则中包含了衡量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的指标[37]。（2
）反映比较优势思想的评价体系。与前一类不同，这类研究成果将自然资源、人口、资本等基础要素也作为影响竞争力的要素考虑其中，但承认其重要性相对较低。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勇和魏敏、李国平的研究成果。刘勇在其论文《我国典型地区区域竞争力初步研究》中提出了“初始竞争力——潜在竞争力——现实竞争力”评价框架，初始竞争力指由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与劳动力、资本存量等自然或静态因素所决定的区域比较优势；潜在竞争力指由基础设施、法规体系、政府干预或管理水平、对内外开放程度、社会条件、保障体系、企业家精神等等人为可变的软硬环境因素构成的动态区域发展优势；现实竞争力则是经济实际运行的效果或效率；三者权重分别为0.2，0.3，0.5，初始竞争力最低；指标数量高达107项。魏敏、李国平[38]则在此框架下梳理、调整IMD早期评价体系和王秉安等人的研究成果，将初始竞争力界定为区域的自然优势力；潜在竞争力包括政府能动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力竞争力、基础设施力、外界互动力，科技因素包含在企业和人力之中；现实竞争力指区域经济实力；形成仅包括34个量化指标的评价体系，操作性较强；然而遗憾的是，与刘勇相同，他们忽视了区域金融因素，并且对区域竞争力评价更为关注经济现状，现实竞争力的权重明显高于潜在竞争力，显然有违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竞争力研究重在过程与潜力的动态观点。（3）反映区域发展机理的评价体系。此外，还有文献基于区域经济有效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宏观视角，依据不同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形式对IMD早期评价体系进行重构。如张为付、吴进红[39]提出的“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辅助竞争力”三力体系，核心竞争力包括区域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金融实力，是竞争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实力涵盖经济总量、经济质量、产业结构和外向经济四方面；基础竞争力对核心竞争力提高具有支撑作用，是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包括基础条件、教育和居民素质；辅助竞争力能协调核心竞争力与基础竞争力增长的不均衡状态，并通过对人流、物流的集聚、扩散促进区域竞争力提升，包括政府作用和生活环境。该指标体系包括7个准则，19分准则，88个指标项。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都通过分解区域竞争力的决定和影响因素确定综合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结果不尽相同，评价要点（准则或分准则）大致涵盖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对内对外开放、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地方政府、金融活动、自然环境与资源、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比性。
（三）评价体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在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存在一些相当普遍和严峻的问题。
1、将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视同竞争力本身。
现有评价体系用若干个影响或决定竞争力强弱的因素的加权平均数衡量区域竞争力水平，这实际上是将区域竞争力界定为该区域在多项因素上的综合绩效，即将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视同竞争力本身，这显然与区域竞争力的内涵不符。就此问题，丁力、杨茹[40]认为是源于对区域竞争力概念缺乏权威的界定，为避免以偏概全，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
2、对形成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有所遗漏。
周群艳、田澎[41]应用系统经济学思想分析区域竞争力的形成因素，指出区域竞争力与区域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各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关；前者称网点竞争力，即IMD早期评价体系中的八个要素，是区域竞争力的载体；后者称体系竞争力，是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经济整合能力和集聚能力，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两者相互作用，忽视任何一方去研究和评价区域竞争力都将有失偏颇。然而，现有文献对区域竞争力的评价基本上局限于网点竞争力要素，而对居于核心地位的体系竞争力要素极少关注。 3、个别指标设置不尽合理。
绝大多数文献将产业结构作为评价区域竞争力的要点，主要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际分工与专业化两方面进行。问题正出在评价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指标设置上，目前普遍使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该指标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区际分工是一种部门分工，相似系数较高意味着不同区域间部门结构趋同，专业化水平低下。但事实上，部门分工只发生在产业分工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而当前的区际分工已经由传统的部门分工发展为部门内的产品分工，进而又在向产业链分工发展。所谓产业链分工，就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被拆分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形态，表现为功能专业化。因此，在新型分工格局下，部门结构趋同通常并不代表分工弱化，相反往往隐含着产业链分工细化和功能专业化水平提升。因此，亟待开发出新的、衡量产品分工和产业链分工程度的评价指标。
五、盘点：区域竞争力研究新进展
进入21世纪，区域竞争力研究在国内广泛展开，除上述关于内涵、理论基础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外，还涌现出其他诸多热点，研究层次有所深入，内容也更贴近现实。
（一）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提出
一些学者将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
Hamel）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应用于区域竞争力研究，指出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42]。赵修卫[43]将区域核心竞争力定义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优势表现，是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学习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他将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创建形式归纳：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发展特色经济、兴建经济特区，及重点发展某一产业，实行高度专业化、规模化生产。黄善明[44]则认为，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能使整个区域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具有稀缺性、长期性和独特性特征；其演变根源在于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演进，当前在科技、管理与信息等要素上具有优势的区域就具有了核心竞争力。李仁安、徐丰[45]将区域核心竞争力理解为能将区域的独特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一系列政策、知识技术或技能的有机综合体，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他们构建了区域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区域的区位优势、创新能力、文化理念和资源聚集能力四个准则，共12个指标。张凌、傅毓维[46]则从整体实力、资源状况、社会发展三方面评价区域核心竞争力，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国内主要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进行测度和比较。鲍永安[47]系统梳理了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逻辑起点和内涵，指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包括识别、规划、培育、部署和维护5个环节。此外，一些学者结合国内区域经济现状，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和措施。陈雪梅认为，发展企业集群与地方品牌，营造区域创新环境，可以为区域带来核心竞争力[48]。赵坚[49]则针对国内欠发达地区，指出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竞争优势，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从一般水平的数量扩张为主向提高运行质量和整体升级转变。
（二）区域竞争力基础的多元化。
区域竞争力基础多元化问题是赵修卫[50]于2003年提出的，指由于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该地区竞争力的算术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资企业的贡献，而外资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源于当地的低成本资源优势和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及创新能力，前者难以形成持久优势，而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基于后者的联系又不密切，因此区域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出现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因素。他还就此提出全球化框架下发展区域自主竞争力的三步走战略：第一阶段以引进资源为主，第二阶段是地区整合，第三阶段是大力发展当地产业的核心技术与能力,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自主技术与产业链。区域竞争力基础多元化问题的提出，启发我们关注外来企业的“根植性”和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拓展了区域竞争力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
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越来越证实了产业集群对产业及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一些学者便以集群为切入点，探讨其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盖文启、朱华晟[51]具体阐述了产业柔性集聚对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指出新时期的产业柔性集聚强调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强调本地工程师、技术工人的集中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所以通过柔性集聚而快速发展起来的区域(即柔性集聚体)具有更强的创新功能；柔性集聚体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外部经济及增强创新功能和绩效实现区域竞争力提升。陈利华、吴添祖等人[52]则将集群对区域竞争力的作用归纳为五方面：（1）集群发展使得区域按劳动分工理论形成专业化产业区；（2）集群战略强调企业在本地的根植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3）集群有利于区域内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4）集群有利于产业持续创新，实现区域持续发展；（5）集群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李琳[53]进一步指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竞争力不仅与地方创新集群的形成相关，也与创新集群广泛参与各种相关网络的能力有关；创新集群的作用在于激活区域创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合作网络的作用在于扩展和补充地方集群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此外，唐勇[54]提出了“企业集群—区域优势产业—区域核心竞争力”逻辑框架，认为企业集群在区域发展中起核心作用，集群的逐步发展形成了区域优势产业，从而成为构筑区域核心竞争力的物质实体。
（四）区域竞争力的形成机制。
关于区域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研究，国内比较系统、全面的成果还很匮乏，值得提出的是周群艳、田澎[55]和蒋满元、唐玉斌[56]的研究成果。周、田两人的成果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蒋满元、唐玉斌则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即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和客观存在的三个基本条件是资源禀赋、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指出区域竞争力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三个基本条件具有决定意义；它们通过对区域产业发展差异性的影响，决定了区域的比较优势及企业的竞争优势，并最终形成区域竞争力；反之，区域竞争力的提高也将有助于强化区域间的差异性，由此产生循环累积效应。
此外，很多文献致力于研究特定因素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如当地文化[57]、政策法律环境[58]、政府职能[59]、城市化[60]、智力资源[61]、企业家资源[62]，以及产业集群等，从某些侧面反映出区域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机制。
（五）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途径。
此外，针对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很多文献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或实践经验，提出增强特定区域竞争力的途径与对策，包括以下观点：调整经济结构，强化核心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形成龙头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协作和经济一体化；大力发展产业集群；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农村城市化等。
六、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已广泛展开，但仍未进入成熟阶段，在诸如内涵、理论基础、评价体系等基础性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和问题。特别是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现有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反映区域竞争力的内涵、形成机理和发展现状，反映出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
鉴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区域竞争力问题仍是今后国内区域经济研究关注的热点，必须注重与区域发展现实的动态结合，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力求以科学、新鲜的理论成果解释和指导实践。
